發佈時間：12:56 2024-10-20
在貧窮環境長大的香港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本科生課程）石丹理，四十多年來專注青少年與家庭問題，更是家庭議會的首批委員；曾帶領全港首個大規模普查，研究中學生心理健康，提出心理問題要做預防工作。
大學學制「三改四」時，香港理工大學找他改革通識教育，其團隊花了三年時間，創立「領袖與個人發展」計劃，提升學生在服務社會及領袖能力上的關注度，該計劃及後獲得有本地教育界奧斯卡之稱的教資會傑出教學獎。
他深信每個學生都能「飛」，更重要是有品格地飛起來，才是真正人才。
石丹理曾經是公職王，很多關於青少年及家庭的議題都會找他做智囊，因為四十多年來，他的工作都跟青少年成長及家庭政策有關。作為理大副校長，他直言這條路的發展，與自己童年經歷不無關係。
他說：「讀中二時父親離世，母親一手養六個孩子，家境變得貧窮，要由九龍搬到新界村屋居住。那時屋企無錢安裝自來水喉， 讀中六時每天放學回家便去打井水，但我覺得這樣的童年很好，養成不追求物質，對弱勢社群及每個人的成長，也多了一些了解和關心。」
他考進香港大學，入讀社會科學院，首年的基礎課程包括心理學及社會學，「當年那位心理學教授以互動方式教學，令我對這學科產生興趣，第二年選科便決定主攻心理學。」大學畢業後，他繼續在港大升學，但因為家裏有經濟需要，幸好當時大學容許全職讀書同時工作，結果用了約四年時間，於一九八三年終於博士畢業。
博士畢業翌年，他進入了香港城市理工學院（一九九四年升格為香港城市大學），教授社工文憑課程，數年後轉至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擁有心理學背景的他， 一直專注個人成長及心理健康的研究，在兩間大學任教期間推行了多個大型研究項目，研究成果更成為日後心理及家庭健康事務發展的基石。
倡心理健康預防概念
在城大工作時，他創了一個先鋒，和數名同事負責香港首個大規模「普查」研究，把訪問對象指向中學生，訪問了三千多人，了解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結果發現，成年人一直以為「天真爛漫」的年輕人，其實心理問題嚴重，「當時我建議政府需要做預防工作，培訓老師在這方面的認知。多年來我一直反思，怎樣才能做好青少年心理問題的預防，而不是出事後才補救。」
轉到中大任教後，石丹理獲得政府撥款高達一百二十萬元的研究經費，以追蹤研究形式，花了約一年時間，持續跟進一些家庭狀況，研究家庭關係怎樣影響青少年發展。「以往在研究青少年成長及心理時，只單獨對他們進行，那次則以家庭為單位，獲追蹤家庭有二百多個，另有二千個以問卷形式進行，就家庭與青少年成長的影響進行深入探討。」他指，那次追蹤研究，透過數據證明父母及家庭對青少年成長影響重大，我們亦與不少社福機構共享研究結果，並推廣親職教育，以父母為對象提供教化和培訓。
奪本地教育界奧斯卡
一直心繫中大的石丹理，在二○○九年收到獵頭公司挖角，邀請他過檔理大。他坦言最初沒有半點去意，獵頭公司則提議先遞交個人履歷給校方，他在過程中也通知了中大院長及系主任備案。不久，適逢系主任退休，出現了一些人事變動，令他漸漸萌生去意， 「在中大工作了二十二年，那次離開令我有離婚的感覺。我住在大埔，每天坐車返工必途經中大，看着滿心懷念，大約一年後心情才平服下來。」
理大是一所強調工科及科學的大學，適逢一二至一三年度大學「三改四」，轉為四年制，學校找他處理通識教育，因相關學分要由四分急增至三十分，需要建立新的必修科。「我開創了『領袖與個人發展』相關的必修課程，因相信每個學生也會飛，應培養學生的情商，做社會領袖，故開辦了『明日領袖』課程。我相信，人才培養不只有科技，更重視品格及關心社會，『服務領導力』及『服務學習』課程的設立希望學生透過群體活動，建立同理心及服務別人的能力。」
石丹理花了三年時間建立有關通識教育課程，他不諱言初期有同事質疑這些課程猶如帶學生做義工， 覺得浪費時間。然而，他和團隊一直堅持播種及持續評估，用數據印證曾修讀相關課程的學生，在情商、抗逆境及對生命滿足感等方面均顯著提升，領袖才能亦增強。「領袖與個人發展」的團隊更於二○一八年獲得了有本地教育界奧斯卡之稱的教資會傑出教學獎，表揚他們提升教與學質素的貢獻。
除了大學的工作，石丹理二○○七年擔任家庭議會委員，及後更成為主席，「政府的諮詢組織中，早已設立婦女或安老事務等委員會，唯獨未有以家庭為對象的單位。人生經歷不同階段，家庭絕對是重要一環，那時候政府希望設立相關委員會，便找我籌備。」
家庭議會成立後，找來中央政策組幫手進行全港家庭研究，推廣家庭友善政策，與僱主商討怎樣做到家庭友善的目標，例如準時放工、容許在家工作等，「起初部分僱主也擔心影響業績，結果發現公司業績反而更佳。」
參與家庭議會工作
石丹理多年來同時關注家庭與個人快樂水平，種種民調結果都反映，家庭快樂的指數，現在已跌至四年新低。對於這個現象，他分析與三大因素有關，首要生活艱難，樓價及物價高企，而香港工時之長在全球數一數二；其二社會政治改變，香港人在政治上有傷口，雖然社會慢慢穩定下來，但傷口需時癒合；第三，經濟在外部因素如息口影響下，前景不樂觀，特別是中下階層，要做勞動及辛苦的工作餬口。
「我將於今年底出席由和富社企舉辦，一個關於香港人不同層面開心趨勢的『開心高峰會』，我作為其中一名講者，想與大家從家庭抗逆及社會抗逆層面分析，怎樣齊
齊面對逆境。傳統上，很多父母遇上收入減少或裁員等困境，都不多跟子女傾，情願自己節衣縮食。然而，在家庭抗逆層面上，如仔女已十多歲，應該與他們講解家庭財政狀況， 讓他們明白父母困難，一家人齊心減省開支渡過難關，效果更佳。不少年輕人其實也有能力及願意分擔家庭重擔，只要大家坦誠相告。」
與女兒的矛盾
二○一九年社會事件，成為家庭成員關係大考驗，石丹理一家也不例外。他有一子一女，一家人向來相處融洽，直至社會事件發生，「細女在英國讀大學，剛巧該年回港，那時她二十出頭，看着事件發生，情緒激動。」
長期出任多項公職，為政府在家庭及青少年等事務上出謀獻策的他，與女兒政見截然不同。面對女兒強烈的反應，他說：「政見不同沒問題，重要是互相尊重，更告訴她政治只是一人生一部分。」
然而，更大的考驗來自時任特首計劃設立檢討委員會，並找他幫手，「當時全家反應相當大，阿女更激動到喊。我思前想後，認為家人關係極為重要，故拒絕了邀請，只從學者角度發表文章，分享個人對事件的想法。」文章刊出後他給家人看，各人都很平靜，也順利平息了事件對家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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