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時間：12:00 2026-09-20
對某些創作人而言，AI是可怕的產物，會取代創作者的工作。但在傳統電影體制打滾超過廿五年，身兼編劇、導演、監製三職的劉浩良，認為AI電影跟正式拍攝沒太大分別。
AI只是提供了「如何做」，但決定做甚麼，都是人構思的；最終是否值得做，都是人的判斷，「所以它沒有想像中可怕，只要懂得運用，會很好用。」
劉浩良最近憑首部動畫作品《屯門大戰天水圍》，入選香港數碼娛樂協會舉辦的第三屆「明日動畫─人工智能輔助動畫製作支援計劃」，更在作品展中榮獲「評審之選」獎項。
訪問劉浩良導演的那天，他正忙得不可開交，跟一大班編劇、電影創作人埋頭苦幹，趕着完成劇本。貴為導演、監製的他，因為是編劇出身，始終放不下筆，對創作非常着迷。他說童年生活平凡，愛上創作全因三本小說，「小時候到姨姨家拜年時，見到三本衛斯理小說，她借給我看，讓我感受到看故事的樂趣，就對我人生造成很大影響。後來有機會見到倪匡叔我也感謝他。」
自此劉浩良沉迷書海，看遍各大名著，並由喜歡閱讀漸漸發展到寫作，「初中時已看了很多小說，自覺對寫作有點天份，直至老師將我的文章拿去參加比賽，最終贏了一排鉛筆，就發現原來寫字可以賺錢！我開始投稿賺稿費。」但他沒有成為小說家，又牽繫到另一本書，「中學時到北京窮遊，同學的阿姨給了我一本《電影辭典》，看完後已對電影着了迷，加上以前中學附近就是麗宮戲院，經常逃學去看戲！原來電影比我想像的更多，升大學時便選了傳理系的電影科。」
鬥天份鬥努力
劉浩良知道「入行」必須要行多步，「想做一件事一定會找到方法，當年編劇協會有一個編劇班，那時我覺得這個班沒甚麼作用，但會讓我識到人，最後確實因此渠道入行。」及後他第一個參與的電影計劃，最終雖然拍不成，但認識林超賢導演，成為了其團隊一分子，還製作了時下年輕影迷推崇備至的電影《走投有路》。劉浩良說：「我學習到的是，儘管去做吧，雖不知甚麼時候會成功，但不做就永遠不會成功。」
劉浩良於千禧年間入行，當年的年輕編劇，如今都是電影界中流砥柱，也是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的戰友，「在千禧年入行的有一個同學會，有陳詠燊、郭子健等等，那時以為電影已經最差，沒想到有更加差的時候。」這廿多年間，其筆下作品非常多，也跟過很多大名鼎鼎的導演合作。從對方身上，他學習到的不是甚麼技巧，而是對工作的態度，「那時曾跟過爾冬陞、杜琪峯、李仁港等導演。試過已經工作到很晚，但走的時候，爾冬陞還在寫稿，他已得過那麼多金像獎，但他仍比別人勤力。所以，鬥天份之前，先要鬥努力吧！」
另一個深刻體驗例子是，他與大導杜琪峯及銀河映像團隊合作，拍攝《三人行》，「我們日以繼夜地度了兩三個月，有次編劇游乃海說『未度夠』，我非常震撼！日日度都可以『未度夠』？他說，電影就是『死度爛度』，而他真的做到。為何銀河映像如此厲害？因為他們從不放棄每個構思的機會。」
本土的傳承文化
擔任編劇十多年後，劉浩良終於有機會做導演，「到有一刻你寫完劇本，看見導演那樣拍時，你開始懷疑『真的是這樣拍嗎？』，那就是時候做導演了。當年要做導演好難，沒有人相信你、給錢你拍，而我第一部戲《衝鋒車》，正是講你不相信我，但我會做到的故事。」劉浩良往後漸漸執導更多電影，也成為監製幫助新導演。
在公職上，他曾任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副會長、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會長，亦是現任香港電影發展局委員。問到他為何樂於抽空擔任多項職務，他直言：「香港電影有一個文化非常好，就是前輩幫後輩。例如我拍第一部電影時，莊文強在現場看到，之後有一日，他叫我上他辦公室，上了三個小時的導演課。所有前輩都是這樣無私地幫助人，所以今天有新導演拿劇本來，我一定會看，前輩幫過我的，我一定要還給下一輩。」
最近他首部動畫作品《屯門大戰天水圍》，以AI輔助完成，並獲得「評審之選」獎項。對於這位出身自傳統體系的電影人來說，卻是非常珍貴的體驗，「部分人對AI電影都有個誤解，我經歷過一次，其實跟正式拍攝沒太大分別。我要拍一個場面，都要設計場景、劇情、服裝、有視覺風格及構圖，我要準備很多東西才可以生成。用文字描述再變成畫面，但都有個『抽盲盒』的過程，AI第一下生成的不一定合適，甚至要抽很多次，到錯了，又要再調整，花的時間跟正式製作差不多。」
他直言，AI絕對幫助到真人電影的製作，也是他今次的最大收穫，「動畫其實要很準確，因為一切都可操控。但真人我們只是拍素材，即使有指令，演員也不會百分百地呈現我們心中所想，要靠後期剪接去拼貼說故事。」
怕AI不如怕沒觀眾
他續說：「其實AI的不確定性，竟然跟真人電影差不多。正因為我有真人電影的拍攝經驗，就知道怎樣修改，反而變得更有趣。放到真人電影上，跟老闆見面除了交劇本，還可以生成一段影像，讓投資方知道這是甚麼回事。AI沒有想像中可怕，只要懂得運用，它是很好用的。」
如今電影市道不佳，他絕對切身感受到，「曾有一位老闆講，以往電影怎樣起跌他都不怕，觀眾不喜歡這類型，我們可以拍另一類型，因為相信觀眾仍在。但今天已不肯定，觀眾還在嗎？這是從未見過的危機，確實要想些方法，吸引觀眾入場。」
面對前所未見的困難時刻，劉浩良是個務實派，知道必須落手去做才能走出困境，「鄭保瑞導演講過，香港電影如果變成興趣班就『大鑊』，所以我希望盡量先開戲，大家有工開，先活下去，再找自己有興趣的題目。以前說十個項目九個失敗，現在可能傾五六十個，才有一個成事。但怎知道下一個是否第五十一個呢？仍是要做，不要想太多。」
確實，在訪問期間，他背後正有一隊人在努力寫劇本。訪問完畢，他也要急加入其中。對於這份熱情，他從未冷卻，「我真的很幸運，很早就知道自己想做甚麼，加上拍攝這件事太好玩了，為何要放棄呢？甚至覺得拍到死的那天很幸福。」
創作人新出路
劉浩良是AI的支持者，作為創作人，他認為AI提供了一個新出路，讓大家都能說出腦海中的新奇故事，「例如中國現在很火紅的AI短片《我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寫成了妖》，有些值得講的故事，是可以用AI這個方法講，這些故事值得在世界上存在，短片的形式也接觸到更多人，也排除了『沒錢製作』的藉口，再天馬行空的東西都可以做。」
至於他本人的得獎作品《屯門大戰天水圍》，會於二〇二六年數碼娛樂領袖論壇播放，對於他這位電影人而言，是極大的鼓勵，「明日動畫這計劃很好，一開始我完全沒想過是做動畫。經歷了這件事，我更了解動畫也多了一個渠道及創作方法，如果不是AI，我就沒有這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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