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回歸前後，香港從來沒有外交自主權，官方及半官方的對外宣傳主要倚靠設立於海外主要城市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和旅遊發展局及貿易發展局的海外辦事處。香港憑着自身雄厚的國際經濟及貿易網絡和人脈關係，再加上回歸後仍能以「中國香港」身份自主地參與多個國際性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亞太經合會議等），在中央政府的默許下，與國際間的所謂「民間外交」一向頗為頻繁。

到底誰人有能力擔任「民間大使」？

然而，當國家開始強盛而「樹大招風」，在大國角力的洪流下，香港也再難獨善其身。董建華以航運界大亨的身分，與美西方國家的關係良好，曾經是香港民間外交的代表人物，當上特首後再沒有這個角色了，而之後的曾蔭權和梁振英也缺乏國際人脈。到了反修例一役，香港和美西方的官方關係開始大幅度斷裂，各地的經貿辦事處已無甚作為（設於美國那幾個有可能被逼關閉），兩任特首連同一眾官員甚至被美國制裁，李家超連亞太經合組織的會議也去不了。加上西方主母媒體的偏頗和惡意報道，香港今天的國際形象是前所未有的差，要說好香港故事，談何容易。

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希望香港能多做些「民間外交」，我當然贊成，其實不少有心人一直在做，現在官方和半官方渠道已被堵死，民間和商貿方面的聯繫便更形重要了。問題是，今天由誰來做？香港不乏有國際人脈，也能語善道的商界領袖，但有特區或中央政府的重要公職在身的並不適合。撇除了這一大批人，擔當民間外交的人也要有門路見得到外國政府的高層、主要的智庫組織，和主流媒體。即使有人具備這些條件，也不一定願意談業務範圍以外的事。

本來現在還留守香港的一些外國企業頭頭，會是理想的香港代言人，但若對方一談到政治問題，他們便會有所顧慮，不會走得太前，以免牽連老家的政府。老實說，國安法通過後，他們也在觀望當中，神經仍然脆弱，要他們幫手說香港故事，也要待風聲稍為放緩之後。怡和及太古是兩間扎根香港，而且在內地也積極發展的英資集團，但集團的首腦從來是隱形的，回歸前怡和更是帶頭遷冊，對他們也不應有何指望了。     要取得外國受眾的注意力，「民間大使」們即使不是中央政府的心腹，最好也有能力接觸到中國高層官員。除了當年的董建華，恒隆集團的前主席陳啟宗也符合這個條件。他與中美兩國政府中人過從甚密，經常發表一些精闢獨到，但中央政府未必認同（起碼不會說出口）的話，所以他在國內輿論界是個受歡迎的意見領袖。不過在中美關係劍拔弩張的今天，聞說是拿美國護照的陳啟宗還能否保持這份能量，就很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