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喚之下,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中終於宣布了一套「組合拳」式的措施來催谷香港長久以來極低的生育率。這些措施針對了幾個導致低生育率的因素,雖然仍遠不及一些西方國家那樣慷慨(特別是產假及侍產假方面香港難以看齊),但誠意十足,而有關公營房屋的優先政策,更是瞄準了香港特別嚴峻的住房問題,可說是十分進取。
生兒育女是年輕夫婦一項重大的個人決定,因為代價極大,包括生養、供書、教學。頭兩項是開支,在發達社會如香港問題不會太大,因為有免費醫療和十二年免費教育,而《施政報告》那封「利是」也是一筆可觀的額外奶粉錢。但「教學」這一環,是極其人力及時間密集而且十分高壓的工作,因為在香港,子女的「教學」並不止於學校,而需要動員整個家庭去提供後援,每個階段都充滿競爭性。打從幼兒園開始,父母已籌謀怎樣能把孩子送進名校小學,和他們一起準備面試好比自己求職那樣緊張。進入小學之後更要每晚督促功課、準備默書測驗、大考小考、做project。這樣的「陪讀」生活起碼維持十年,直到孩子升上初中。
生兒育女責任大、開支大。
香港和其他生育率低的亞洲國家如南韓、新加坡和日本,一個共通點是受儒家思想影響,對教育極為重視。出於「女主內」的傳統,陪讀的責任往往落在母親身上。女性出於天性對孩子的功課特別着緊,古今皆然—所以只會是「孟母三遷」而不是「孟父三遷」。在以前這不是問題,但隨着女性的就業率和男性看齊,做媽媽的下班後還要兼顧陪讀,孩子長進聽話猶自可,否則種種問題甚至糾紛隨之而生,一個小家庭便壓力爆煲。年輕女性們看在眼裏,對生孩子怎能沒有顧忌?在我認識的年輕夫婦中,起碼一半寧願養貓狗也不生孩子,即使肯生的也絕少願意生第二個。
媽媽們會說,其實我並不特別想看管孩子的功課,只是丈夫愛理不理,只好自己來而已。環顧我們身邊認識的人,這也是個不爭的事實。照顧孩子方面,丈夫永遠只願當個「康樂組長」,主要負責和孩子玩樂運動打機,跟他們天南地北地胡扯。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低生育率是伴隨着女性勞工參與度提升而來的問題,而在香港(和亞洲),一個額外和更深層的原因是競爭性太高的基礎教育。諸如「愉快學習」、「求學不是求分數」等等的概念,教育界倡議了很多年,社會上仍未出現任何移風易俗的改變,家長說課程太深是學校的錯,學校則說那是家長的期望。這種爭拗永遠沒完沒了,政府無論怎催谷生育,也註定是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