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年僅五歲的劉國勳隨家人，成功「上樓」，遷入北區最早期公共屋邨之一的祥華邨。自此，他求學、成長到從政，一直遊走於新發展區與傳統鄉村間，見證着不遠處的深圳市，由本來比北區的鄉郊更鄉郊，發展到高樓林立，科技飛躍。

反觀深圳河的這邊，基建停滯，前進步伐緩慢。他說，是因循窒礙了我們向前。

擔任北區區議員多年，劉國勳在這緩緩推進的發展過程中，留下不少足跡。今天成為立法會議員，他依然朝同一方向走，希望有一天，北區能成為香港，甚至是大灣區的重心。

我支持發展，因為本身就是受益者，生活環境改善了，亦感受到發展對社會的幫助。」劉國勳的人生軌跡、奮鬥方向，幾乎離不開北區的發展。出生於平凡家庭，小時候一家四口住在要共用廚房的分租單位，幼稚園高班，舉家搬進了粉嶺祥華邨。因為媽媽是新界原居民，所以不時會去在元朗鄉村的外公家玩，認識不少傳統文化，讓他的孩童時代留下快樂回憶，也切身體會新市鎮與鄉郊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

到大學攻讀公共行政，劉國勳已經敏銳地聚焦「港人北上消費」的研究課題。未畢業已加入了民建聯的他，自言並非有甚麼遠大理想，「只是認同政黨出色的地區工作，自己其實一心想安安定定地做個公務員。」可是○三年政府凍結公務員人手，「當時社會動盪，有理說不清，覺得議員的身份能讓我做得更多，於是決定參選。」

帶着社交恐懼闖出去

曾經在區議會選舉中兩度成為票王，在地區累積強大的支持，卻出人意表地，他自揭其實有社交恐懼，「覺得自己的性格不適合站在前線。以前人家說做地區要懂喝酒唱歌，我兩樣都不會，也不愛應酬，很易面紅。那時我跟自己說，要做的話就要克服，克服不了也要接受。接受不了嗎？就別浪費時間了。」

所以他寧願減少最弱的應酬活動，爭取多上街見市民，讓自己習慣站在人前。他笑說：「我發現只要有特定的主題、目標，就能進退有度，能言善道。」他分享在粉嶺北拆遷過程中，曾有百多名堅持不遷不拆的寮屋居民要求他晚上入村，雖然感到有很大風險，他依然隻身前往，「我先明言自己支持發展，希望他們實事求是，最後在賠償和安置上和居民達成三大共識。我承諾為他們爭取，與他們同行。」

惡性循環窒礙發展

這一役意義重大，一八年後東北發展的反對聲音大減。他認為，在發展過程中，有些人不但未能受惠，反而造成損失，從政者要守原則之餘，也要了解持份者的需要，便能更有效解決問題。他相信，「發展是解決矛盾的最好方法。即使是中港之間出現的各種矛盾，也並不因為發展太多，而是因為發展得不夠深不夠廣。是我們欠缺了發展的配套和規劃，所以一旦多了剛性需求，我們的城市應變不過來，而不是因為發展帶來矛盾不便。」

劉國勳強調，自己是北部發展進程的第一身見證者和參與者，體會很多，當中的一些處理方法，也成了日後的政策。「八十年代遷進北區，那時東鐵和吐露港公路是交通命脈，今日如是，也很久沒有新市鎮發展。」他指，其實發展和研究一直都有進行，只是流於技術性和碎片化。

於是他着力把理論研究和實際生活整合，提出了比較完整的新界北新中心倡議，「要整全的規劃布局，確定每個板塊的功能，也要做好口岸發展的戰略研究。」他心目中的新都會，是怎樣的一個藍圖？「有人問我，想像中環還是尖沙咀，我說，為甚麼不是深圳灣？港島是金融中心，但密度很高。深圳灣的發展較為平均，既有商業大廈，也有商場，有居住的地方，也有休憩娛樂空間，而且可持續發展。就是我早已提出的十五分鐘生活圈的概念。」

不過一直以來，香港的新發展方案，都很易牽扯到「官商勾結」的質疑，劉國勳直言，這是個政策因循形成的惡性循環。一直以來，政府都刻意與商界保持距離，但是越想避免的問題反而越會出現。「在發展的時候，對於珍貴的土地資源，政府都一直遵從價高者得的原則。誰最有財力？肯定就是地產商。要發展新的產業，卻又不去主導不去投放的話，一切都不會改變。」結果就出現政策向地產商傾斜的觀感，激發民粹。「這是政府，以前的議會，以至整個社會都有責任。」

他認同「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我們的制度程序、公務員系統，一直都備受肯定。但引以為傲的東西，時間久了，就成了因循。世界改變得很快，特別是科技發展，既有的制度有時已不能跟上。」

他提醒，想把事情做到最好，卻沒想過要付出、要冒險，這是不現實的。「香港的社會有一種生態，只看到別人的好處，就去質疑香港為甚麼不去做，但卻沒有看到人家背後所付出的代價和成本。」他舉例深圳的雲巴、比亞迪、華為小鎮，大家都讚不絕口，但沒多少人想過，不像我們必須要走一定的程序，內地一些企業的成功，背後是政府的大力支持。「香港又是否有這樣的準備呢？」

夢想中漂亮圖畫

要突破框框尋求發展，就要勇於向前闖。從政二十年，劉國勳身處矛盾尖銳的北區，巴士路線重組、擴建骨灰龕、跨境學童問題等，同樣棘手，但最後都成了他議員生涯中的「代表作」。他承認，在個人而言，當你運用自己的支持度去衝破一些常規、謀求改變時，一定會有所損耗。不過，從政者不是為了爭取支持而工作，而是為了解決社會上的老大難問題而去累積支持度和信任。自言是典型「巨蟹男」的他，善良卻又經常感到不安，形成了善於思考的特質，「當面對問題時，我會細心思考，判斷不同行動付出的代價自己是否能承受，從而找出最好的方法。但只要是心中覺得值得的事，我始終都會去做。」

他繼續努力帶動這地方的發展，「希望有一天，這個我成長和生活的地方，能成為香港，甚至是大灣區的重心。今天似乎已出現了藍圖，我會繼續透過實踐去完成這圖畫。」

新都會需要高球場

「一個人的想法與立場，很在於他看到多少畫面，掌握多少資訊。」談到爭議不休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建公屋問題，劉國勳反對的立場一直鮮明。「除了因為交通，也認為有更合適的用途。」

他追溯爭議源於發展新界東北，一些要求不遷不拆的居民質疑為何不去發展高球場。那時房屋問題嚴峻，於是一石激起千重浪。「事實上，落馬洲支線的藍圖就已預留古洞站，那邊的發展早已規劃。而到今天，政府也找到了足夠的土地在未來十年興建三十六萬公屋單位，數量比所需的三十萬還多。」

更重要的是，着力整全規劃的北部都會藍圖中，高球場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香港需要多元經濟，一個整全規劃的北部都會亦需要都會設施，把一個現存的國際設施拿掉，絕不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