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記不起三十五年前的今天，我究竟做了些甚麼，唯一肯定的是，我沒有上街參與遊行。當時香港的民眾氛圍十分熾熱，不少朋友甚至一些政府同事也上了街，說對中央政府向示威者開槍感到憤慨。我那時是詮敍科（即今天的公務員事務局）一名中層官員，公務員守則規定政務職系人員是幾類不能參與「政治性活動」的官員其中一類（另外包括警務職系、新聞主任職系和所有首長級官員），而且公務員在那個年代絕少出來參與遊行活動，但據我所知，參加遊行的政務官數不在少，當局並沒有阻止，好像還發出過通告勸諭同事參與活動時要小心謹慎、不能影響正常的政府運作、不能發表公開言論，諸如此類。

內心得享自由。

我清晰記得，當時不參與原因是，我自覺對事件的了解並不完整，雖然並不認同政府開槍鎮壓，但可能是作為政府官員傾向維護現狀的固有心態，我對學生們視政府為無物的傲慢態度，本能上有些反感，認為事件的結局如此不堪，學生自己也不無責任。這個觀感我一直沒在朋友間說出，只是推說因為公務員的身份不能參與遊行。三十五年後的今天，親身經歷過暴亂帶來的切膚之痛後，我更確信事情的真相，不一定像外間的人感知那樣。如果我們相信西方傳媒和政客所說的，那麼二○一九的大動亂便是一場和平的民主抗爭、是黑警無差別暴力鎮壓，還在太子站殺死了八名無辜市民。

我們在六四事件上的認知是否也有如此落差，我不敢斷言，只想說我們以為我們知道的事，絕大部分是聽人說的，真實的錄影片段少之又少，但所見的場景不應說成是一場「屠殺」那麼誇張。那段年輕人勇敢站在坦克車前的視頻，廣為世人所愛，一時間成了「六四屠城」的圖騰，是真實版的「雞蛋與高牆」。但我的感覺不太一樣：鏡頭所見是一輛坦克被示威者攔住，沒向他開過去，不是很克制嗎？若之後坦克真的把那人輾死了，必定成為「屠城」的鐵證，為何拍攝者沒有拍下去？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已十分發達的二○一九年，在我們眼下發生的事尚且可以被扭曲和渲染成一場和平示威，我們又憑甚麼為再之前三十年發生於北京的一場示威行動，妄自定性？

天主教區主教周守仁最近發文，「在每年的這個時期」呼籲各方心懷寬恕，擺脫互相指摘。這點我十分認同。既然大家都並非完全沒錯，幾十年後的今天，最好的方法莫如大家都忘記此事，今後不要再提起了。但主教之後卻說「寬恕不代表忘記，它能提供一個先決條件，讓我們內心得享自由」。試問，若我們內心永遠記着一段仇恨，每年到時到候呼籲人不要忘記某年發生的事，又怎能做到真正的寬恕，讓「內心得享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