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局長最近接受傳媒專訪，被問及去年獲批進行的遊行和集會數目（遊行二百七十個，集會七十一個）比黑暴運動前減少很多，是否代表集會遊行已不再是市民表達訴求的方法。局長說警方審批「不反對通知書」的門檻從來沒有因國安法而改變過，警方亦自二○二二年以來沒有否決過任何集會遊行。他解釋說遊行少了是因為市民多了渠道向政府反映意見，而且政府現在施政以目標為本，市民看見政府能回應訴求，便不用出來示威了。
近年遊行集會數字大幅下降。
我也做過政府人員，十分明白在一些政治敏感的課題上，回答傳媒提問的難處。一些外國的高官政客擅長所謂spinning，姑且稱之為「政治化妝術」，就是把一些消息的負面角度淡化、規避，或掩埋於其他消息中，手法多樣，不一而足。奈何國家安全是個不太好「化妝」的課題。國安法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所有的改變，香港人大部分已經明白和接受了，到現在還未接受的，恐怕無論政府說甚麼也不會接受。所以更可取的做法就是應直話直說，不用規避或美化。
就以局長的談話作為例子。我認為集會遊行少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安法實施後，不少以前經常組織遊行集會的機構如職工盟和支聯會等，不是解散了便是不再組織這類活動。根據《南華早報》的調查，國安法實施後已有約五十多個社運組織解散了，這點政府大可直言不諱。市民表達意見的渠道是否比以前多了？究竟多了哪些，政府須舉些實例才有說服力。至於政府的施政已能回應市民的訴求，因而市民毋須示威集會的說法，若出自一位公眾形象不及局長正面的官員，則更有被指「愚民」的風險。
我看集會遊行減少的最主要原因，是市民怕無意中惹上了官非。其實局長自己也說了，別以為集會遊行的原本意圖無涉國安便可，活動是可以被人騎劫的。這話當然沒錯，可惜他是為告誡市民，而不是為解釋集會減少的原因而說的。去年有團體遊行時要遵守多項要求，如派專人維持秩序以防被「騎劫」、佩戴掛牌和不能戴口罩等，有團體會覺得太費周章，划不來。兩條新的國安法例並不是通過了很久，案例不多，官民雙方都要適應，加上地緣政治凶險，執法當局偏向嚴格是可以理解的。一時未摸清底線的公民社會在這個時期趨向低調也很自然。
綜合以上的觀察，國家安全的維護，對官對民都有了新要求，放諸四海都合情合理。所以政府無須堅持說審批「不反對通知書」的門檻從來沒變，而是的確變了，目的是更好地保障香港社會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