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爸爸打電話給我，我總因為工作撳熄電話，近幾年無再收過他的電話，反而感到好失落。」最後一通爸爸的來電、最後一次家庭旅行，只不過兩三年，患腦退化症的爸爸，都記不起了，亦已不大認得他。「有些東西，原來會慢慢消失，只能存在於你的記憶之中。」人生上半場努力工作，男人四十白手興家，張裕龍既是醫療集團創辦人，又是飛機師，只是在生老病死面前，再強的人，還是束手無策。

「爸爸的病，令我知道人生之中有好多珍貴的片段，比工作和金錢更寶貴。」努力奔走照顧失智父親，對香港安老問題感觸良多，張裕龍直言，當知道舊同學正籌備「若然世界沒忽略」慈善演唱會，呼籲人人都可以百分之一保費捐贈，他沒多想就決定以贊助形式參與支持，捐贈保單予他信任的護老機構，表達謝意之餘，也希望讓更多人關心安老護老的問題。

「爸爸年輕時喜歡賭馬，想帶他入去馬場感受氣氛，疫情期間，我因為報讀中大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課程認識同學Garry，知道他有養馬，就找他幫忙，亦因為這件事，他知道我有一個確診腦退化症的爸爸。」張裕龍（Eric）口中的Garry，正是生命傳愛行動委員會主席陳逸汮。

張裕龍因為有家族病史，為保障家人，畢業投身社會後不久已購買保險，「直至Garry舉辦慈善演唱會，才知有保單捐贈，覺得很有意義，就落實參與贊助，促成好事，自己則以心儀的安老機構為指定捐贈機構。」在張身旁的陳逸汮聽罷感激地說：「演唱會因為疫情暫停，事隔五年在戲曲中心舉辦，有千多個座位，較九展大一倍，挑戰好多，幸得Eric幫忙，才能成事。」

送走父親如切膚之痛

「爸爸四年前確診腦退化，病情越來越嚴重，需要入住安老院，但現實是就算經濟能夠負擔到，想找好一點的私營安老院也不容易。爸爸先後被三間院舍踢走，最短只住了兩日，期間跌倒兩次，到入住第四間，才可以安頓下來。」退休前當警察的張爸爸脾氣大，加上腦退化病情影響，時空錯亂，須接受精神科治療，因而常被院舍視為難搞的院友。

「看精神科食重藥，搞到意識模糊，稍為有精神時，就被認為是搞事，結果不斷惡性循環，院舍有註冊護士和言語治療師，但人手所限，亦未必可以做到好多。」安老的困局讓張裕龍感受到切膚之痛，「屋企人真的無能力照顧，就算請兩三個外傭，也實在照顧不了，入住安老院，是最後的選擇。」送走爸爸已很痛，找專業支援同樣困難重重，令張裕龍很無奈。

就像大部分腦退化患者，張爸爸最初只是記憶差，家人都不以為意。「直至有一日，爸爸在家突然以為自己仍是警察，捉了一個賊返差館，正準備要盤問，但一秒之後，又以為自己是被捉的賊，在客廳脫光衣服說要被檢查。」張裕龍自責未有及早發現父親患病，錯過治療黃金期，到發現問題時，病情已一發不可收拾，可是，人生是沒有回頭路。

出身基層家庭，六呎一吋高、外形俊朗的張裕龍，樣貌酷似父親，兩人感情親密，但原來中四時父母便已分開，他與大五歲的姐姐跟媽媽生活。成長家庭雖不完整，尤幸父母再見亦是朋友，「雖說是分開，但每星期我和姐姐都會跟爸爸見面，大時大節會一齊過，每年更有家庭旅行。」在張裕龍眼中，警察爸爸嚴肅又嚴厲，卻一直是他的守護神。

父子情盡在不言中

八十年代黑社會最愛在球場「收𡃁」，他說印象最深刻一次，是在籃球場打波，離遠見到爸爸在乒乓波枱跟人「講數」，「我知道他好錫我。」盡在不言中的父子情，很深厚。事實上，高中是他人生的轉捩點，「小時候讀書好差，中三時都是考尾三尾四，但好奇怪，人大了會開始覺得醜怪，見到成班同學圍住讀書叻的同學仔，心裏很不是味兒。」知恥近乎勇的張裕龍，升中四便開始發奮讀書。

「細個家境不算好，但只要關於讀書，父母從不吝嗇，讓我出外補習，只是爸爸覺得我發力遲，對我無期望，諗住如果會考只有十分八分，就捉我入學堂做警察。」不知是開竅，還是真的天資聰敏，只一年多，張裕龍的成績就大躍進至中五時考全級第一，會考更取得廿八分佳績，足夠報考醫科，「知道成績第一時間打給媽媽。」

張裕龍自言是幸運的人，生命中遇到好多叻人，讓他成長，很早已認清路向。「入讀港大，參加了師生計劃，遇上好的人生導師，改變了我很多。」他續說：「導師提醒我如果想做二十件事，要揀五件最想做的，然後寫下來；要明白要做到某些事，一定會有代價，一定有所犧牲。」作為屋邨仔，他被帶到中半山意大利領事館家庭共晉午餐，讓他體驗世界好大，天外有天。

「你會知道原來好叻的人是好有禮貌好謙虛，因為這根本是另一個境界。」那些年他看很多書，包括日本實業家稻盛和夫的傳記，張裕龍說，這些別人的人生故事，對他很大啟發，「有車有樓是個框架，但究竟這是自己想做，還是別人想你做，是不是你真正想要？」他隨身有本筆記，每朝早起床會花十分鐘規劃行程，做不到就罰自己無咖啡飲。

考醫減壓靠機師資料

「我每日的生活都好有規律，所以時間都好好用。這些年來，想做的事絕大部分都做得到。」身體力行，醫學院畢業不久，他就考到飛機師牌，也許正是最佳例子，「外祖母住九龍城，頭頂總有飛機飛過，所以好嚮往。」 醫學院第五年臨考執業試，同學都忙得不可開交，老早備好試的他，竟以閱讀考機師牌資料作為「放鬆心情」的方法，果然既另類又益智。

二○○七年港大醫學院畢業，翌年實習半年，○九年便獲航空公司取錄，到澳洲受訓成為正式機師。「一年收十二人，我是其中之一。」既是醫生又是機師，他直言在天空翱翔，是他的興趣。只是人生豈能盡如人意，二○一三年，他與多個醫生因為與任職的醫療集團鬧糾紛，拉隊離開另起爐灶，「當時覺得是好大的挫折，但現在回想，又覺是難得的人生經歷，如果無發生這件事，我都不會成立自己的公司。」

集團發展十年，現時已有超過四十人包括二十名醫生覆蓋不同專業。擅於分配時間，享受飛行的張裕龍，笑說亦享受管理醫療集團的工作，一有時間亦會睇症，「對於醫生來說，臨床工作始終好重要，不想荒廢過去學到的技能。」

人生上半場努力工作，男人四十的他，自言希望人生有點改變。「爸爸的病，令我知道好多珍貴的片段，比工作和金錢更寶貴。」贊助保單捐贈演唱會是第一步，他說人生下半場，希望可以做更多有意義的慈善工作，「以前爸爸打電話給我，我總因為工作撳熄電話；近幾年無再收過他的電話，反而好失落。你永遠不會知道那是爸爸最後打來的電話，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原來是這樣珍貴。」

1%保費捐贈

離世後捐錢給慈善機構，不少人以為是有錢人的專利，但事實並非如此。根據保協數據，去年透過保單捐贈的金額，就由二千至四十七萬元不等，受惠慈善機構達十個。

此外，亦有善心人直截了當捐出五萬元，資助尊廚的免費飯盒；更有一筆為數二十萬元的款項，分別給無國界醫生及聯合國難民署，支援土耳其及敘利亞災情。

過往曾發生因捐遺產的後人反對甚至興訟，難以執行捐贈者遺願。保單捐贈便可透過保險公司直接交付指定機構。生命傳愛行動委員會主席陳逸汮說：「投保人可考慮在現有保單中，捐贈百分之一給指定的慈善機構，幫助有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