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男兒 香港跨性別平權協會主席謝浩霖

更新時間:12:00 2026-03-15
發佈時間:12:00 2026-03-15

相約謝浩霖(Henry)到添馬公園進行訪問,他笑說曾經於法院和入境處門口拍照,這是第一次到政府總部留影。鏡頭掃過時,他會露出靦腆的神情,很難想像言行溫文爾雅的謝浩霖,是兩度將香港政府告上法庭的跨性別維權人士。

有人評價謝浩霖「Man過Mirror」。事實上,為了由「她」走向「他」的男兒路,面對連場官司的謝浩霖確實表現十分硬朗;但當他成功領取到一張性別寫着「M」的身份證時,卻又開心得打從心底甜出來。

 

《香港跨男:被看見 vs 隱形》記載了包括謝浩霖等八名「跨男」,因為證件問題而影響生活的故事。
《香港跨男:被看見 vs 隱形》記載了包括謝浩霖等八名「跨男」,因為證件問題而影響生活的故事。

 

三十五歲的謝浩霖,自有記憶開始,便討厭當女孩,年幼時已抗拒穿裙子,會偷偷拆掉裙上的花邊,盡量擺脫女性特徵。四、五歲時,看到父母買回來的女裝,更是扭頭就走,「年幼時便是如此,家人不讓我穿褲子,我就會哭。」當時的「他」仍然是「她」,沒有跨性別的概念,只知道自己喜歡男性化的裝扮,討厭束縛在女性的軀殼內。

六歲那年,父親認為謝浩霖異常,帶他去看心理學家。醫生診斷後表示一切正常,但父親並不相信,此後數年仍堅持帶謝浩霖覆診,認定愛穿男裝的女兒是病態。中學時,謝浩霖派位入讀傳統女校,校風保守,女生須穿長衫,言行舉止要符合淑女標準,「有同學後來跟我說,入學時以為我是別人帶來的弟弟。」同學不排斥,但謝浩霖的男性化外表,成為老師眼中的異類。

 

謝浩霖獲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成員支持「免術換證」,「跨男」沒有接受全套變性手術,亦有權更換性別。
謝浩霖獲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成員支持「免術換證」,「跨男」沒有接受全套變性手術,亦有權更換性別。

 

中學時代的謝浩霖,深知未來的人生要靠自己,讀書時格外用功,因此成績優異,卻屢遭老師針對。短頭髮、忘記簽體溫紙等小事,已足以被記過處分。中五後,謝浩霖再也無法忍受校園與家庭的雙重壓逼,於是遠赴英國留學。

雖然因為操行分欠佳,未能入讀英國名校,但錯有錯着,謝浩霖去了英國南部的白禮頓(Brighton)求學,那裏恰好是一個以擁抱性別多元聞名的城鎮。當地的校園氛圍十分開放,謝浩霖終於找到喘息空間,「我在那裏唸公立學校,班內有公開的女同性戀人,師生對多元性別身份見慣不怪,甚至邀請我參加同志遊行。」

 

由「她」變成「他」,不僅靠手術和藥物,謝浩霖更需要社會及法律的認同,才可成為堂堂正正的男人。
由「她」變成「他」,不僅靠手術和藥物,謝浩霖更需要社會及法律的認同,才可成為堂堂正正的男人。

 

戀上女生的啟蒙

然而青春期的身體變化,讓謝浩霖陷入焦慮,不得不長期束胸,哪怕天氣炎熱也不肯脫下,甚至一度因束胸過緊險些暈倒,「那時候不願意以女性身份見人,也看不到自己以女性身份生活的未來。」直到謝浩霖暗戀了一位女生,渴望成為對方的男朋友,而非同性伴侶,才讓他第一次清晰地明白,自己內心是一個男人。

十八歲那年,謝浩霖正式向英國的醫生提出性別轉換要求。按照當地流程,他先後四次跟心理學家會面,才獲准使用荷爾蒙藥物。一年多後,他在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的安排下,接受上身平胸手術,「終於不用束胸,望着鏡中的自己,也不會刻意避開視線。」手術與藥物不僅改變身體,更讓「她」正式成為「他」,得以順利更換英國護照的性別,在當地過着相對自在的生活。

 

謝浩霖與一眾「跨男」感情親如家人,彼此互相扶持。
謝浩霖與一眾「跨男」感情親如家人,彼此互相扶持。

 

二○一七年,因工作機會,謝浩霖返回香港。本以為可以安穩生活,卻因香港身份證性別與形象不符,遭遇一連串麻煩。入境時被帶入房盤問數十分鐘;去銀行辦理業務,被要求反覆認證身份;去健身房,無法使用男性更衣室;做磁力共振檢查,被分配穿上女性病人衣服,引來異樣目光。他嘗試尋求議員協助,找醫生出具證明,卻屢屢碰壁。

政府部門的態度很明確,必須完成全套性別重置手術,才能更改身份證性別,「全套手術代價太大,下身手術不僅耗時長久,還可能留下後遺症,性價比太低。」多次求助無果,謝浩霖主動尋找人權律師,決定挑戰政策。

確診卵巢癌

打官司的日子,遠比想像中艱難。對謝浩霖而言,最大的壓力並非來自政府,而是「輸不起」,官司結果將直接影響後續所有同類型申請者的命運,「我不想製造失敗案例,輸了不僅是我個人的事,還要拖累所有人。」這份責任感,讓他在七年訴訟期間情緒一直繃緊。

同時,謝浩霖還要承受跨性別圈子內部的質疑,部分老一輩「跨男」認為他沒有完成全套手術,不算真正的跨性別;有人用「服用男性荷爾蒙所以脾氣差」的論調來操控他情緒。慶幸在這段艱難的時期,也有不少人幫助謝浩霖,非跨性別人士對他伸出援手,律師為他辯護,其他「跨男」好友陪他走過一個又一個難熬的日夜。

屋漏兼逢連夜雨,官司期間,謝浩霖診斷出卵巢癌,必須切除卵巢和子宮保命。徹底除去女性器官的他,於病榻中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不幸離世,死亡證上會寫我的性別為女性嗎?」這個念頭,讓他更加堅定維權的決心。

 

謝浩霖由二〇一七年起入稟司法覆核,並於二〇二三年勝訴,改變入境處「完成全套變性手術」才能更換身份證性別的規定。
謝浩霖由二〇一七年起入稟司法覆核,並於二〇二三年勝訴,改變入境處「完成全套變性手術」才能更換身份證性別的規定。

 

二○二三年,香港法院裁定,「必須完成全套手術方可更改身份證性別」的政策,違反《香港人權法》。政府隨後修訂政策,允許跨性別人士僅完成上身手術加持續使用荷爾蒙,即可申請更改身份證性別。

二○二四年,他再度入稟申請司法覆核,指入境處拖延其身份證申請,高院批出司法覆核許可。法例通過至今,已有上百位跨性別人士成功更換身份證。謝浩霖記得,一次他去醫院覆診時,素不相識的「跨男」特地走來對他說聲多謝,令他明白長久的辛酸是有價值的。

協助辦身份證

二○二○年底,謝浩霖成立他形容是「蚊型」的組織「香港跨性別平權協會」,一方面協助其他跨性別者辦理身份證更改手續,另一方面繼續推動相關性別政策。他坦言,維權之路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也影響工作和生活,但他從未想過放棄,「我不想做名人,不為博取眼球。」

面對記者,謝浩霖靦腆地說,一開始打官司只為自己能以男性身份正常地生活。後來,這份訴求漸漸延伸到同路人,官司勝訴也幫助到許多和他有着相同遭遇的跨性別者。

 

二〇二六年一月,謝浩霖以萬花筒信託(Kaleidoscope Trust)專員身份赴英出席活動,於國際推動性別平等理念。
二〇二六年一月,謝浩霖以萬花筒信託(Kaleidoscope Trust)專員身份赴英出席活動,於國際推動性別平等理念。

 

如今的謝浩霖,依然為性別議題奔走,他樂見香港社會對跨性別群體的接受程度逐漸提高,卻也清楚,立法層面的改變依舊任重道遠。他說,不知道這場維權要持續多久,也不知道最終能走到哪一步,但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只是想以男人的身份,有尊嚴地活在這片土地上。」

女校的歧視歲月

謝浩霖於中學時期熱衷參加各類校隊運動,最重要是可以穿運動服,不用穿長衫校裙上學。對他而言,運動場不僅能發洩精力,更是短暫擺脫「淑女」標籤的空間。可是,他卻遇到一位曾帶領校隊拿下學界佳績的籃球男教練,向學生宣稱同性戀是不正常,並對隊員的外形與社交嚴加管控,甚至強制女隊員留長髮。

謝浩霖仍記得一位幫助球隊拿下學界冠軍的師姐,實力足以進入香港青年隊,但她升中七那年,因被教練發現與另一所女校的女生交往,立即被驅逐出校隊。多年後回憶起此事,謝浩霖依舊難掩遺憾,「那是她最好的青春年華,就這樣被無端摧毀了。」

 

謝浩霖童年時已是小男生的模樣,十分抗拒穿裙。
謝浩霖童年時已是小男生的模樣,十分抗拒穿裙。

 

如今,社會大眾對跨性別人士的偏見與排斥雖有減少,謝浩霖仍希望,每一個多元性別者,都能真正毫無顧慮地,以自己喜歡的身份,有尊嚴地活在陽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