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兩相安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名譽講師 田芳

近年生死教育開始被廣泛討論，但哀傷輔導未算普及。田芳是本地哀傷輔導的先驅，她一九九九年入行時，本地僅少數機構提供這種服務，對象主要是長者或臨終病人，如今則已涵蓋至中小學。

雖說生死如輪，始於生，終於死，還是很多人不懂得面對死亡。

多年來，田芳經常與失去摯愛的人打交道，聆聽他們的哀傷與思念。她認為，死亡是可以通過日常經驗逐步理解，並非想像中神秘或恐怖，「人生本來就是『擁有』與『失去』交替的過程。」

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碩士，也是美國死亡教育輔導學會會士的田芳，是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名譽講師，是本地少數從事哀傷輔導工作的專家。她為喪親人士提供個人及小組輔導，至少超過二十年，曾撰寫各類善別輔導及生死教育的書刊甚至教材。

田芳在北角長大，住在新光戲院樓上，家中有一個比她年長六歲的哥哥，母親忙於家務，父親專注工作，這樣的環境使她從小習慣獨自玩耍，性格內向、羞怯，「我會躲起來哭泣，不開心時便藏在被窩中，避免麻煩父母。」這種壓抑情緒的習慣，成為後來從事哀傷輔導工作的挑戰。

初次接觸死亡，是小四時，在家目睹母親接電話，得知外婆去世，「母親接聽電話時神色凝重，掛斷後便默默流淚。」因外公比外婆早逝數年，母親哭訴自己成了孤兒，這讓年幼的田芳感到困惑，「這麼大年紀還會是孤兒嗎？」她後來才了解，「中年孤兒」是指成人失去雙親後，心靈上感到孤獨與無依；儘管毋須父母的實際照顧，卻失去了精神支撐。

意外進入 生死教育

她在大學是主修法律，很快發現那種激烈競爭與理性分析並不適合自己；她更渴望從事與人互動的工作，於是考慮傳媒、心理學或社工等領域。大學期間，她首次參與義工活動，接觸智障人士，成為她職業轉向的契機。她記得一次茶會上，一位年長的智障人士將自己的飲料分享給年幼的同伴，並輕拍對方的頭。「那一刻我感到非常溫暖，當時便想，是否能有這樣的工作環境？」她完成法律學士學位後，轉而攻讀社會工作碩士。她開始尋求與人深刻相處的機會，感受當中的關懷，這份渴望讓她在畢業後便加入善寧會（當時稱為「善終服務會」），從事哀傷輔導工作。

「我不清楚具體工作性質，只是糊裏糊塗入行。」一九九九年，當時才二十出頭，首個案例是三十多歲的母親，其青梅竹馬認識的丈夫突然去世，留下年幼兒子。田芳恰好也有相戀多時的男友，不禁引發對自身的焦慮。「如果是我該如何是好？為何不是我遇到這種事呢？」

與同學陰陽相隔

自小不善於表達情緒，成為田芳工作上一大障礙。她記得第一次帶領哀傷輔導小組時，面對一群喪偶女士分享失去伴侶的痛苦，讓她充滿恐懼，「從未見過這麼多人哭，還哭得如此淒涼。我非常害怕，幾乎無法承受，甚至想推門逃走。」她很快意識到，原來自己對眼淚有莫名的恐懼。

她為自己抗拒流淚很耿耿於懷。為適應工作，田芳參加個人成長課程。「我發現，偶爾流淚不會致命，哭泣不成其實是可以接受的。」為更專業地處理哀傷輔導工作，她修讀美國死亡教育及輔導學會的死亡學院士資格，學習死亡、臨終及喪親相關的理論與技巧。通過這些學習與實踐，田芳逐漸克服對情緒表達的抗拒。

理論歸理論，一旦死亡變得切身，田芳仍是措手不及。她曾接到一個因火災事故喪子的母親要求輔導。她查閱資料時，赫然發現，去世的兒子原來是她的小學同學。「我看到他的名字和照片時，整個人愣住。」她無法控制情緒，衝進上司的房間痛哭。「我回到家，翻出小學畢業照，心裏受到巨大衝擊。」她反覆不斷思索為何上天如此選擇，奪走同學大好歲月？事後田芳特地前往墳場拜祭，看着墓碑上同學成年的相片，腦中卻還是小學時稚嫩的模樣。「我在墓前跟他說，不知道為何上天以這種方式讓我們再次相遇，但我會盡我所能支持你的母親。」

流淚並不可恥

「死亡的意義在於為生命設限，你的課題便是在這個期限內選擇如何生活。」經歷生老病死固然圓滿，但像田芳的同學一般英年早逝，比比皆是，為何死神要這樣選？田芳聽盡家屬訴說死亡帶來的遺憾，旁人或會覺得麻木或悲觀，但她認為這個專業，讓她更願意積極尋找人生真諦。「他們這些故事訴說的是，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可能稍縱即逝，促使我更加珍惜與丈夫和孩子的相處。」

作為凡人，田芳也避不了要面對摯親死亡。她的父親因病重而引發白血球偏低，反覆發燒，住院數月期間多次盼望出院。「我們答應只要退燒便出院，但每次燒退後又復發。」最終，父親在醫院離世，未能如願回家。「父親逝世後我說的第一句話是，對不起，爸爸，我沒能帶你出院。」生命無常故帶來遺憾，但她逐漸學會接受，縱然有些承諾無法兌現，縱然要與所愛分離。

早前田芳重遇一位昔日的服務對象，當年這位女士的丈夫突然去世，如今她的兒子已大學畢業並擁有穩定工作，她本人也過着充實生活，經常參與義工活動、與朋友聚會。「她問，十九年了，我仍很想念我丈夫，這正常嗎？」這位女士坦言，不敢向他人透露這份思念，擔心被認為不正常。田芳認為，思念已逝之人並不突兀，關鍵在於這份情感有否影響日常生活作息。「哀傷並非必須放下，因為愛與思念是失去摯愛後的自然延續。因此我們是可以帶着哀傷繼續好好生活的。」

與哀傷共存並不可恥，因為人生本來就充滿缺失。田芳指出，社會常誤解哀傷應有期限，宜「節哀順變」，但她反駁這種觀念，認為愛與哀傷毋須被羞恥化。對她而言，接納哀傷並繼續生活，是對人性與生命的尊重，也是對逝去摯愛的珍重。田芳母親去世後，屯門醫院邀請她分享作為輔導者如何面對個人哀傷的經歷，過程中她憶起母親，在眾人前淚水不由自主地流下，「若是二十年前，這絕對不會發生。」但那刻她不再認為公開哭泣是不專業，反而感到一種安慰。

如何自處 哀傷情感

自二○○六年起，田芳在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從事教學工作，同時保持前線輔導工作。近年她的工作還多添了一重意義——為同事提供輔導，幫助他們處理自身的情感與哀傷。這一發現讓她意識到，不僅服務對象需要支持，從事生死教育或輔導的專業人士，同樣承載着情感重擔。

田芳觀察到，許多同事在工作中長期接觸死亡議題，內心常累積未解的情緒。例如有些同事因處理重症患者或突發的喪親案例，感到無力或悲傷；有的則因個人經歷，如親人離世，與工作中的情景產生共鳴，引發內心波動。這些情緒若未被妥善處理，可能影響同事的專業表現或心理健康。「其實他們也有自己的哀傷需要被看見。」

為此，田芳在輔導工作中不僅分享專業知識，還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同事表達內心的掙扎。「這種機緣讓我能以不同方式陪伴他們。」通過聆聽與引導，她幫助同事梳理情感，重新審視工作與個人經歷的交織。這種輔導對她而言別具意義，不僅是專業上的支持，更是一種同行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