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制訂，往往是在兩個互為矛盾的考慮之間，找一個最能為大多數人接受的妥協點。政圈近日盛傳快將公布的︽施政報告︾建議大幅降低烈酒稅，聽說在政府內部也牽動了類似的正反角力，一邊是減稅帶來的經濟效益，另一邊是減稅誘使更多人飲烈酒，帶來健康風險，從而增加公共醫療開支。

政府要降烈酒稅，筆者不反對。

政府在二○○八年取消葡萄酒稅，帶來了甚為明顯的經濟效益，是近年來較少爭議的一項成功政策措施。香港頓然成為亞太區最主要的葡萄酒貿易中心， 沒有之一，數百家與此行業相關的企業應運而生，銷售此類飲品的商店食肆，生意也大有裨益，估計總體經濟效益遠較政府的稅收為高。而在「錢幣的另一邊」，香港人每年平均飲酒量卻沒有因此而飆升，在減稅後第二年只是從原來的二點六四公升微升增至二點七九，而數字在二○一八年之後一直下跌（可能因為疫情及經濟因素），到去年跌至二點二四公升。這個飲酒量比歐洲（男性）的十四點九公升，韓國的七點四公升及日本的六點一公升也低得多。

以前任職政府衞生署的程卓端醫生，反對減烈酒稅的立場十分鮮明，最近亦以香港控酒聯盟的義務秘書名義發文，力陳飲酒的害處，稱「沒有所謂安全的飲酒量」，意思是酒，喝一口也危險。酒雖有萬般壞處，但卻是很多人的生活樂趣和社交工具，只要不過量飲用便可。我認為世衞作為一個權威機構，最應做的是用科學數據來界定何謂過量，因為常識告訴我們，每天喝幾毫升（如一小杯紅酒）並不會對健康帶來甚麼傷害。

人的身體有一種霉素是可以分解酒精的，但這種體內霉素的水平因人而異，天生含量低的人，飲一杯啤酒便面紅耳赤，氣喘頭暈（筆者便是），所以這類人每天哪怕喝一兩杯也可能釀成大病，但正常人不見得有問題。正如在權威醫學雜誌《刺針》在二○一七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指，每天要攝入十二克酒精才會有致癌風險，而香港人平均每天只攝入五、六克。對此，程醫生最近接受訪問時的回應是，酒精能在人體累積，造成長遠害處，但卻沒有提供有關的研究數字，似乎有欠說服力。

控酒聯盟有一論點我十分贊同，就是酒精能快速地影響人的精神和理智，間接及直接造成無數車禍、暴力、性侵的元兇，酒業人士稱飲酒不及吸煙那樣影響別人，是危險和不可接受的說法。所以政府要降烈酒稅我不反對，反正現在百分百的從價稅是亞洲最高，大有空間降低，但不應一下子全取消。至於稅率怎樣拿捏，便要考政府和立法會諸公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