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潤發的話 | 楊立門

上環一家路邊小餐室的外牆上有幅由本地畫師創作的塗鴉壁畫,早前中西區政務處說收到區民投訴,說這畫作令人聯想起黑暴的抗爭者,於是「善意勸告」業主把它清除。但事實是:那壁畫是十多年前的作品,根本無可能與黑暴有關,而且畫的只是個胖妹子坐着吃麵,一般正常人不會覺得它會觸犯國安法。

這個離譜的個案,連一些建制派的議員也覺得有問題,我自己亦在大氣電波上發過聲。國安法當然對創作自由構成了一些限制,但「紅線」也不模糊,我們要警惕的反而是藝術家自我審查,和有公權力的人隨意上綱上線。香港的電影創作也一樣,有些敏感的事實,還身在江湖的電影工作者和藝人都盡量避而不談,唯有那些上了岸,地位超然的人才會道出。最近周潤發在南韓領「亞洲電影人獎」時用英語表示,九七後香港的電影多了些限制,「要聽政府的話」,反而韓國的電影,甚麼令人咋舌的題材也敢拍。他這話是很多本地電影人說不出口的,他身家豐厚,正是人到無求膽自大。

發哥的話,語重心長。

不過,他的話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他沒有指明「政府」是哪個政府。中央政府從來都很嚴,但若說特區政府,其實除了一套甚有煽動意識的《十年》外,香港電影在九七後並沒有面對太多新限制,內地不容許拍攝的題材,如黑社會、蠱惑仔、情色、性小眾、殭屍、異端邪說等,在香港依舊大拍特拍,有些更蜚聲國內和海外,如二○○二年的《無間道》等。本地的電影人覺得受限制,是因為他們禁不住內地龐大市場的召喚,而紛紛專注於合拍片,正所謂入鄉隨俗,家有家規,要賺國人的錢,選材方面便不得不服膺於內地那套電影檢查制度了。   

電影人們大多會說,這是為勢所逼,不是自由擇,因為本地市場不大,內地又重金禮聘我們的導演和演員,不做合拍片便活不下去了。其實香港電影一個擺在眼前的優勢,正正就是我們能拍內地不能公映的戲。只要電影人能把眼光放得遠些,那便天空海闊了,因為根據往績,只有香港而不是內地才能拍得對外國觀眾有吸引力的電影。這些戲 (又例如《無間道》)不用超大成本製作,若本地市場理想再加上「賣埠」的收益,從商業投資角度也值得拍。

再者,這類題材的電影雖然不容於內地正規市場,民間也可以翻牆在網上觀看,若能成為「話題電影」的話,國內人(起碼大灣區那七千萬人)會順道或專程來香港進戲院觀看也說不定。我也許想得太美了,但我只是十分希望本地電影人能拍出一些具香港特色、不用迎合內地審查、兼有普世可觀性的電影—趁我們現在還有這個創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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