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雲岡石窟那雄偉的第二十窟露天大佛前，似會留意到這尊巨像有種違和的莊嚴氣質，高鼻深目的立體五官，卻帶着東亞人種的柔和；身披印度式右袒袈裟，衣褶間卻透着北方草原民族的剛毅。這絕不是風格理解的錯亂，而是一千五百年前，一座城市對於「如何成為世界中心」的答案。
若回到公元439年，彼時的北魏太武帝擊敗北涼後，便將三萬戶河西居民遷徙至首都平城，也就是今日的山西大同。這是一次關鍵的文化輸入與城市營造，涼州地接西域，是絲綢之路的樞紐，那裏的僧侶與工匠身上帶着當時最前端的「藝術語彙」，不僅有着犍陀羅的寫實技法、秣菟羅的印度風格，以及中亞的審美偏好。是以雲岡石窟的「西域樣式」才能出現，不只是作為外來潮流初傳的短暫驚喜，而是在平城被反覆使用、被理解，最終變成可延續的藝術傳統。
尤其規模巨大的曇曜五窟開鑿，往往需要數十年的持續工序與一致的規劃。在平城所展現的，是一種制度化的包容，它允許差異進入龐大的工程系統，在同樣的尺度與節奏裏，讓來自各地的工匠彼此協作。於是人物的姿態與表情、衣褶的起伏與線條的張力，都保留了某種遠方的視覺記憶，同時又被北方的創作能力重組成能被時代理解的形式。
平城的匯聚，使得不同文化與工匠的流動成為常態；包容力則把流動導向無窮的創造力。雲岡石窟因此成為「兼容潮流」的具體呈現，既保留了來自異域的視覺語言，也讓這語言在北魏的人文地景中被重新整理，最終形成別具國際風格的面貌。
我們所生長與身處的東方之珠亦然，香港的英式傳統與嶺南風情、國際金融與街市茶餐廳，當然不會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在同一個城市空間裏持續對話的現實。來自遠方的異國風情，不只是作為裝飾的擺設。城市文化的偉大，往往發生在願意擁抱多元、並把多元轉化為創造的地方。
平城或者說是大同與香港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劃時代的都市從來不是演奏單一聲部的獨白，而是讓異質音色在此交織成動人的交響樂章。
香港中環街景。
雲岡石窟第二十窟，北魏 5世紀，山西大同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