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令山第一次開紅館演唱會，跟我談得最多的，竟然不是自己會唱甚麼歌，而是希望多些小朋友入場。
他說，希望小朋友看完之後明白，原來演唱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不一定是歌手站在台上，由頭唱到尾。他更希望觀眾離開時，可以帶走一些東西。
我很喜歡這個想法。
今次演唱會叫《Coliseum》，即羅馬鬥獸場。他告訴我，自己是一個戰士，會把不同歌曲串連起來，變成一個有故事的演出。
我問他，戰士一路打下去，最後究竟要戰勝甚麼？
他說，每個人心裏都有不同的惡魔。可能是恐懼、貪念，也可能是一些連自己都不願意面對的東西。
所以，他沒有打算替觀眾決定答案。
也許有人看完，會有勇氣面對自己的恐懼；有人會重新思考某些事情；甚至甚麼都不用帶走，反而可以把一直困擾自己的怪獸，留在紅磡。
走出紅館，已經是另一個自己。
我們還談到日本的哥斯拉。
令他印象深刻的，不只是怪獸有多厲害，而是日本在戰敗之後，竟然能夠創造出這樣一隻怪獸。
這個想法令我很有感觸。
1954年，第一部《哥斯拉》誕生。當時日本戰敗不過九年，戰爭陰影未散，核武恐懼仍然籠罩社會。哥斯拉不單是一隻摧毀城市的怪獸，更承載了那個年代人們難以言說的恐懼。
很奇妙，日本人沒有把恐懼藏起來，而是把它拍成電影，最後讓這隻怪獸走向全世界。
原來，令人害怕的東西，也可以成為創作的力量。
聽湯令山說話，我發現這個年輕人想的，遠不止怎樣做好一場演唱會。
他想用音樂說故事，用舞台呈現內心世界。他又希望下一代知道，原來藝術沒有既定格式，想像力不需要跟從別人的標準。
我尤其欣賞他希望小朋友來看演唱會的原因。
我們這一代，常常教小朋友如何成功，如何考第一，如何追上別人，卻很少鼓勵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去創造。
如果一個小朋友看完演唱會，回家突然想寫歌、畫畫、拍電影，甚至想到一種從來沒有人做過的表演方式，那張門票，已經遠遠超過它本身的價值。
至於那個戰士最後有沒有打贏，我反而不急着知道。
因為長大以後才明白，人生真正難對付的怪獸，很多時候不在外面，而是住在自己心裏。
有些怪獸，我們未必能夠打敗。但當我們終於有勇氣面對牠、接納牠，甚至學會與牠共存，也算打贏了一場仗。
希望明年一月，走進紅館的你，可以帶走一點勇氣，把那些不必再背負的怪獸，留在紅磡。
